刘克林

刘克林,男，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1966年8月6日从办公楼六楼跳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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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木已拱。这是父亲刘克林的一些老友怀念父亲时的一句老话。父亲的遗体已星散云逸，无"墓"可居。但是，他的灵魂是否确在，本来就成问题。所谓梦魂牵绕，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实在的，是一种沟通状态。近读诠释玛雅人文化书，知若有一种储藏"两界信息"的水晶球、水晶头骨一类异物，当可通过自我溟灭，复观前人之亡魂，且可与之对话，即可知死亡之迷，也可以此窥知未来之走向。只是不知这种神秘主义对于我们东方人有无效应。几次"托梦"，都见父亲立于灰朦之中，不言不语，且时常与我对视一阵，复而转身退隐，消失，暗淡。而我则在梦中有重见父亲之大惊愕，却又不可能大叫一声"父亲"，就那样一次次见他显像而归隐。人是极度忧郁、晦暗和悲戚的，是中国人所谓冤魂之形状吧！这种"生"亦如死，死亦如哀歌的场面，证明父亲去世33年，虽墓木已拱，时日悠久，但在超时空的存在中，精愫决定的"几维"空间，仍有冤魂期待活着的人，做一次轰然之弥撒，以告慰他仍在流血的心。父亲走了。在1966年8月那个恐怖的日子里。梦中太忧郁的父亲，与父亲友人们谓之诗豪、酒豪的誉称，实在是阴差阳错，天上地下。

1977-1979年，在两次追悼会期间（一次是叫做"骨灰安放仪式的"，是所谓"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时隔几年，又有中宣部六位"文革"落难者的正式追悼会，耀邦同志莅临以悼）都有送悼诗、文的。李慎之先生的两首诗含批判于悼念中，是十分之所谓"热辣"的一种。一首为："莫论诗豪兼酒豪，昔日文坛抱旌旄，羡君应招天上去，胜似屠门握杀刀"。"握杀刀"一句，出自廖仲恺的诗，"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我身虽去灵明年，胜似屠门握杀刀"。（1922年，廖促恺遭陈炯明囚禁时写下《留廖内子》一诗，与何香凝别。）这里面储存的两大信息十分明确。一是父亲本为性情中人，有诗酒随情，豪迈爽朗的气质，也不可说没有恃才傲物之性格，所以是诗豪酒豪，既为尊誉之名，也是描写之状。"握杀刀"，则是慎之先生之尖锐的批判。其中缘故，十分深刻。父亲一生为报人，为写文章人，但后半生一直做"御用"文人，写过大量文件，其中主要的是参与中央反修小组的《九评》写作。而慎之先生作为父亲燕大的同学，"战友"，都为学生自治会成员，父亲尚为一届主席；当然了解他年轻时代的理想或理想主义。但时隔半个多世纪，《九评》被定位为"文革"之理理论基础，（见《环球时报》），却是父亲本不可能预料的。一个被"文革"夺走生命的人，其最后之精神与"文革"有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呢！

第二首悼诗是，"十年无处哭孤坟，面对空棂?泪痕，青山何处寻骸骨，可怜狗党恩深。""功狗"之谓，其实也深。为党的事业做了贡献的，党是要给予一定的精神或文字肯定的。几百万、几千万怨魂，或为"功狗"，或为无功之狗，却似乎都难以上升为"人"，这当然是一种封建色彩。此话出自汉高祖刘邦，也就不难理解了。

1979年，中宣部为六人举行追悼会，场面宏大，人头攒动，"八宝山礼堂为之不容"，许多人都站在礼堂外面。当致悼词及父亲时，念到他死时42岁，对其一生的"功"劳，全场发出一阵轻雷般的叹息，使追思之情凝固为一种戚戚之物。我全身颤抖，全力抑压自己的感情。弟后来有文章说，母亲瘦弱的肩膀在哀乐中剧烈抖动,但她也在压抑。（只是在后来父亲一友人的另一次追悼会上，母亲因抑力失控，忽大哭而晕倒。对于灵魂的哀诉，是无时日的选择吧！）

站在默立于追悼会场的人群里，我的眼睛已经模糊，但记得父亲的遗像亦显出郁郁之情。我们本来是选择了一张他在国外开会时的照片放大。他那时身在日内瓦，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团长是陈毅，时间是1962年。后换了一张可能是档案照。细看此照，已浮现出父亲忧郁的一面，与我在梦中所见相似。这是灵界对他的一个选择吧！不久前，我亦赴莱蒙湖边。所寻父亲踪迹，烟波浩浩之中，似得亦非得冥冥之告。

从记忆看，我倒并未看出父亲生时有多豪爽，豁达，或有多少内向，郁闷。可能是我的年龄尚小之故。只是他去世后，他的同学、同事、老友在告知父亲生前事时，有这样两种判定。一种说法是，他从《大公报》转至中宣部后，人变得忧郁了。唐振常先生持这种见解。我寻此线索觅忆，似确乎如此。其实，父亲的工作地点多在钓鱼台，很少回中宣部国际处他的办公室。60年以来，社会极"左"思潮弥漫，渐成气候。在此思想核心地位的人，也并不能完全了解个中的波谲云诡的局面。父亲 当然是"紧跟"这种形势的。我在中学生活之中，关心政治，阅读政治读物、看报纸、看杂志，已成习惯。但政治形势发展之快，本不是我们这些少年追得上的。连父亲本人，也有一时难以理解之处。记得有一次与我们容膝而谈。他问到我们几个，谁可以讲出林彪的"四个第一"。五兄妹中，只有大姐悉数以答。而我却贸然反问父亲，何以理解"四个第一"的内涵。父亲听后，却也一时语塞。父亲本非"老革命"，以他当时的处境与"政策水平"而言，林彪到底要做什么，当然几一无所知。但是。对于我一向远骛马恩原著，懂不懂，都有崇拜之心，父亲对此是不甚满意的。又比如，那时，我从东安市场旧书店购回一本《震憾世界的十天》，喜形于色；但父亲看过亦无表态。想来，此书中对于托洛斯基的肯定与誉词，已难于使他做出表态与评析。从这种忧郁与疑惑，尽管无法探究出他到了中宣部就变得忧郁的原因，但是，亦可见出一点蛛丝马迹罢。其实，到中宣部这个地方，于父亲一介书生，党龄尚浅（他是在50年代"重新入党"的）的身份。实有陌生感。对比中宣部的老延安们，本是"格格不入"的。大姑夫在80年代与我交谈时，就回忆过。他说，他劝父亲，要干，就要"加入"，不然，就很尴尬。这是一种很大的压力。好在他是搞国际问题，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与他在《大公报》时期，以一介书生，"文人论政"时相比，已人"城府"，年龄也从青年转向中年，沉重的文化负担与政治负担，或许在情感与人格上开始了对他的扭曲。以至他常常对我说，他愿意搬出这里，到北海邻近，购一小院住。他对我说，长大后不要当什么学者、知识分子，应该去学个木匠为生。住在中宣部的宿舍里，邻窗可见树木一片，他有时发议论，说："看，我们像住在山上哩！"这都是他从事紧张的文字工作之后，在闲暇时对于超然之境遇的祈求，只是没有真的去躬身践行而已。

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父亲是经历过1957年、1958年的政治运动，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以至最终看到了"文革"的序幕。仅从少年时代与父亲"交往"的我们而言，直到今天，才见出在中国做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心理上与政治上，面临过怎样艰难的选择！若非立场稳定，对大事件之厄运多少采取了片面与回避的态度，是不能遴选为思想核心班子的写作成员的。父亲到底如何看待这一切，我自无从得知了。当然，生活的演变与转折，多为渐进，少为突变。起码，在政治形势相对"宽松"的日子 里，父亲也有过一些与一般年轻人一样，大笑开杯，心无多虑的时日，那还是在我上小学的日子。

我的舅公唐汉三为候德榜的助手，为化工界元老。他在京时，逢其五、十生日，都要庆贺。记得50年代中初来北京，就在北京饭店聚餐为舅公过生日，以后每隔五年举办一次，60年代一次，是在四川饭店。记得父亲酒喝了不少，谈兴甚高，红光满面，留下他十分愉快的一个印记。以后，我又在王芝琛先生处（《大公报》社长王芸生的公子），见到40年代末期父亲与其他《大公报》人的合影，英姿健硕，爽爽自如，没有丝毫悲郁之情，也是十分愉快的一个印记。但这种愉快，在我们一家搬至中宣部后，确实并不多见。

父亲的工作使他有机会迈出国门。足迹遍布欧亚非几块大陆。抗美援朝期间，他奉《大公报》（上海版）之命，赴朝采访朝鲜停战谈判。涉及劝说志愿军战俘回国的报道。他被公认为当时中国记者团中，文章尤见精彩的。常常是晚餐酒后，于深夜将长篇报道一挥而就，传至编辑部发表。后著《东场里血案》一书，由《大公报》出版。从朝鲜返回上海后，他受邀在沪各界会上做报告，一句开场白："朝鲜战场形势十分严峻！"引来听众们的关注；以至几十年后，尚有人提及。1962年的老挝问题日内瓦会议后，他以一篇《看吧！莱蒙湖这面镜子》名播于世。后与人合著日内瓦通讯集。1964年，又随周恩来总理赴亚非阿（阿尔巴尼亚）十四国访问。届时，他已调至中宣部国际处。总理出访中事，我知之不多，仅从近年面世的一些书籍中见到少许记载。从十四国回来，毛主席亲赴机场迎接，也使父亲十分感动。他的情绪似被这个场面吸引，海外诸事，早已放在脑后。那时，弟妹有幸到机场迎接，要了一辆小车。这车子已不同于父亲用过的，《大公报》那辆王芸生老社长的老爷车了。（又，记得父亲从日内瓦归来，叫我到家在附近的街上等待。不一会儿，一辆新华社的敞篷汽车飞驰而至。车里坐着几个年轻的记者。父亲 从车上下来。神色轩昂。潇洒而归。）从机场回到家中，父亲尚未休整，旋即叫我们随他一起去北海公园。每次出国归来，他都有一种更加眷恋祖国之情。他还为我们吟唱陈老总（陈毅外长）在访问非洲期间所填的《满江红。黄金海岸》一词："尽是黄金，这海岸，摩天壁立。任掠夺，大洋风雨，神号鬼泣。贩卖黑奴，过一亿，又教对岸红人绝。惊世间，残暴竟如此，两洲血。"

反帝反修，自然是父亲出访的大使命。但那个时期的人们，如何能够冷静如现时。另眼看特"资本主义"世界呢！日内瓦湖的卢梭岛百年如旧，但对于父亲，对于我，在心理上已是两般景致了。一如新中国的外交官与记者不可能造访美洲与西欧一样，父亲的足迹最西，恐怕就是到阿尔巴尼亚了。恩维尔?霍查的形象，在少年人如我一辈心目中十分高大。另外还有在"古巴西，洋基诺"喊声中浮现眼前的卡斯特罗。石方禹先生那时著诗《古巴革命信其他》，是我十分喜欢的作品，常常朗读。父亲也表欣赏。他的心目中，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是十分令人激动、崇仰的事。当美军在猪湾试行登陆时，父亲以严肃的面容，告知我这一消息。虽然，我那时不过是个小学生。我当然不知道，父亲的家中，他的二姐在台湾，后去美国。生活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气氛中的我们，根本不会知道四十年后，对于这个问题产生的巨大转折。的确，父亲把身心托付给那样的一个"事业"，他也不可能有暇思考事物的另一面。然而，这个"另一面"本是十分客观，十分严峻地存在着的。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的姐夫曾劝告父亲去美留学，被他一句"我只对中国有兴趣"而冷拒绝。如此一来，父亲的远足，其基点，当是建立在"对中国的兴趣"之上。也许，超越意识形态的鸿沟，父亲和他的父亲，都是地道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且都越洋出海，放眼世界。只是这种"爱国"之内涵，南辕北辙，天壤有别。

八十年代中，据远在美国的我的姑母信中所述，我的爷爷本为民国政府海军部少将司长，主持海军编译局（此局原为严复主诗）。后又办《海事》、《四海》两本杂志，也都是因他留学日本，对海外之事有所了解。"七?七事变"，日寇占领北平后，土肥原贤二邀爷爷与其共事，被拒。爷爷遂返回湖南新化老家。爷爷虽为刘步蟾之学生，但依父亲的话，"一生纸上谈兵"，没有真的率军打仗。但他的民族气节是赫然明在的，不可能与日寇为伍。父亲少年时代的学习，多是在他二姐的指导下进行，当时我家在香山有一处别墅，父亲的唐诗宋词，许是在那个"天方夜谭"般的环境里"派生"出来的。以后，他二姐以二十岁多一点的年龄，携他的表弟（或堂弟）等，如以后成为希腊文专家的水建馥等，同舟赴四川，一路坎坷波折。

父亲的藏书里就有《旅顺口》一著。当时的我，自然不谙国家---大家，与我小家之历史的缘故；他还带领我们全家去看电影《甲午海战》，我们一群小孩被邓世昌的英武殉难而感动，却也不谙其中大家与小家之历史的缘故。父亲有一次与我们大谈夏完淳，说他如何痛斥明奸洪承畴。忆及那次叙史，至今历历在目。几个月前我获购夏完淳《大哀赋》一书，把夏完淳大骂洪承畴一节择出朗读，其时，父亲的影子似于云间重现而笑。是的，为了追回父亲的表情，感觉，乃至他的谈吐、朗读之节奏、语气、神采，我反复诵读了下面的段落：

夏在明知洪氏为汉奸后用反讽口吻说："我在十二岁的时候，就知道本朝有个大忠臣洪亨九先生，是在松山杏山之成殉难的崇祯先皇帝悼褒恤，感动华夷。我常常佩服于他，想学他的榜样。我虽然今年只有十七岁，难道杀身报国的精神，就不能追步洪先生吗？"洪氏闻之，哭笑不得，闭口无语。（见《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南史撰）

南明文化培育的"遗民"情结，在五六十年代的父亲身上绝不可见踪影。只是我以后细读了陈寅格的晚年诗文，暨余英时先生80年中的析读，争鸣文章，方才了解陈寅格大师何以要写钱牧斋与柳如是。父亲当然不全是明确的"遗民"之感，他曾撰文大声疾呼，在革命岁月里，不当罗亭，要当英沙罗夫！然而，他的理想，在他逝世前的岁月里，愈来愈逼近死亡。我记得"文革"初起，他从钓鱼台返回沙滩（中宣部所在地）。工作与生活似处在严重的失序状态中，一如他被派去参加"四清"所遭遇到的纠葛与困扰一样，失序的混乱与忧郁，为他带来险恶的预兆。这种"非延安出身"的情结，最与造反派之谓"阶级异己分子"挂上了钩。之所以说理想使父亲焕然、豁然；理想的挫折、挫败使父亲戚然，惶然，都因为他视理想为绝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本不是城府若深，一肚子"党文化"的营营苟苟之辈。他非但没有任何"厚黑"的分子，连"浅黑"、微黑也谈不上。至终不过四十二岁的父亲，始终是一个青年。

父亲以叛逆之身于1939年他14岁时加入共产党，在赵世炎之侄赵一鹤先生之介绍下，在一国民党将军的宅邸后院，宣誓入党。但以后，党与之断掉了关系。"党文化"之压力一直在压迫他。固然，《大公报》或燕大时期，他尚有正面的追求，"文章报国"也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也好，付诸行动，主持各界人士抗日集会，参加游行，编采文章，高涨政治热情也好，一如他的老同学所说，要"至上"，也好，都反映了父亲的理想主义者的襟怀。虽然，今天，现中宣部已承认了他起自1939年的党龄，但从精神到肉体，这一追求已经灰飞烟灭了。一个豪爽的父亲，应了苏曼殊和尚的诗，"纵有欢肠冷似冰"。我常想，若父亲生前一直以"冷似冰"的态度，处理任何事务，他也就会和许许多多曲直如常的人们一样，从牛棚马棚里走出来了，还可能官升一级，半级的。但细细一想，这就不是我的父亲，不是那个狷介耿直、文坛旌旄的刘克林了！

1964年，在北京播出《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那一刻，父亲随着播音员齐越的声音一起朗读，"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父亲已去，确是无可奈何。理想主义的时代是否会相识而归呢？文坛中人在讨论中国现状，评析文化衰亡，物欲嚣张而伦理堕落的今天，是否可以期待未来的信息时代，有一点点理想的、浪漫的、非实用主义的影子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然而不管父亲当时如何写其九评，也不管当时的九评班子中人如何评价九评于今天，九评中的两大因子，一是社会理想说，一是爱国理想说，是生长在当时的"写手"们的脑袋里的，大致没有疑问。在经历或批判了"文革"的本质以后，人们仍然难以分辨革命与假革命，宗教与伪宗教，文化与文化赝品之间的界线，断头台，大屠杀，烧毁书籍，告密揭发，当面是人，背后做鬼，为主而杀人，刑讯，如此等等，都是不分革命之真假的。当人们不了解这一层，他们就陷入了"目的论"中，而忽视了把"手段"当成了过程的全部劣行。九评中人，在当时就看透这类"革命"怕几无一人。

我曾试图采访钓鱼台反修小组的成员，但这些老伯们都认为写出这段历史很难。一种就是，九评的评价问题。"上面"说是"一风吹"了-----这种"一风吹"是个什么东西，与历史、政治和文化虚无论有何判别？

再就是，不好调当时之档案。据云，钓鱼台中人，是一张纸片也不能拿出来的。七老八十的人，空凭记忆，当然写出来也不准确。

《九评》自然不是个人的结果。康生管得不多（他是中央反修小组组长）。邓(小平)管得多，常来钓鱼台。 文章修改主要是胡乔木。有时要改几十次，以至与初稿面目皆非。其中 一老伯告我。我和你父亲是起草头稿的两个人。 我听说王力自吹九评中的某几评是他写的，完全是胡说。

这样，我就大致放弃了通过采访九评中人而跟踪父亲的念头。尽管，我以后又获得了许多有关中苏关系的史料，遂使评介《九评》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通过灵媒与父亲对话的话，那么，他在职1966年的最终选择，是投了他人生的弃权票的，其中包括对于《九评》！

再如果，我可以潜身于父亲的灵魂，在撇开了"或生或死"这一人类中心论的狭窄命题以后，我们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回顾发生在历史上的关于理想与现实之争。镜头要切换至1949年的香港。也如我二姑母时隔40多年，在美国来信中 所述，父亲 与其二姐，在香港，在北平被大军所围时发生的一场争论。当时许多亲友俱在，如我大姑母，大姑夫等等。父亲忽口出直言，谓李文（国民党兵团司令，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黄埔一期学员，北平卫戍区首长，我二姑夫，）应当放下武器，以免北平人民生灵涂炭。二姑复，我一个妇道人家，如何可以指示他这样做。随后泪下。众人都谓父亲无礼。这是时代两极决斗中事在一个家庭中的反映。1949年后，李文事一直困扰着父亲。1954年万隆会议，本是邀父亲前往的，也因父亲在采访"抗美援朝"时报道有功。但因有李文这个"关系"，未能成行。有父亲老友当事人忆及此事，当时乔冠华说过，李文！？有什么关系！"文革"中父亲也许又交待了他与李文、其二姐"划清界限"之事。所有这些枝枝节节，为少年时期的我们所无知，所不解，但确是压在父亲身上的"大山"。〈大公报〉时期，从容不迫1940年末，就有了自由主义之呼声。其中几篇社评大声疾呼，明辨于此。虽然作者每对此三缄其口。但父亲、唐振常等年轻的大公报人，还是希望〈大公报〉"新生"的。40年代，父亲以"堂堂之鼓，正正这旗"为标题，鼓呼支持学生民主大游行。此题中"正正之旗"，是黄梨洲"始有堂堂正正旗"诗句衍化而成（见〈南雷诗历?偶书〉，1917年。）可见"左"的思潮已澎湃击岸，闻之有声。也许，这也是"新生"的海燕来了罢。虽然这种"新生"实发展到名存而实亡的地步。〈大公报〉中左右两派名记者中，到了1957年、1966年，大多难逃厄运。都以无论左、右派身份归于"大同"了。其中自杀者不乏其人，范长江、杨刚、孟秋江。。。。。。最后是刘无林，都是一个下场。在右派中人，当然自杀者无，但也是"宁默而生。不鸣而死"的。如朱启平，一篇《日落》，驰名天下，最后死时，却只有香港《大公报》发一短讯几十字而已，而已。

父亲在我眼中，是一位很单纯，甚至很单调的报人。他每每上夜班，写文章，后来屡屡出国，也是做文字匠。有传说，在非洲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汽车上，受陈毅外长之命，他以膝为案，一次草就的文稿，使陈毅满意异常。遂有"刘克林是我们外交部的人"，这一陈老总的说法，父亲为文也快，也精彩。是受了王芸生等一批"一支笔"写社评，写一纸，会印一纸的倚马之风的影响吧！在钓鱼台，他当然也是以"快"为优势。他说，钱大校〈砥千〉是绣花笔，虽慢，却文章打磨，十分漂亮。一次，他为我们子弟朗读关于朝鲜"千里马"运动的文章。读后，索问感评。我贸然以答，其中，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此段最好。父亲听后朗声而笑，说，那是毛主席的话嘛。

不要否认，在他投身其中的，带有"左"的色彩的一系列宣传鼓噪之中，可见其文笔的影子。以至他在喝醉酒后，会忽而问我们--"你们，能不能革命到底啊？！"那时，我们都已惶然，如何革命到底? 学雷锋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吗？我从小即爱读书。对于列宁、罗伯斯庇尔、乃至涅克拉索夫，都感好奇。父亲藏书，尚有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暴风雨》。但他对我们的这种"西北"的苗头，每评以"好高骛远"，要读中国人的书。虽然，我亦记得他在早些时候的文章中，曾援引过爱伦堡，1964或1965年，父亲也购买了"内部读物"如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的《核时代的美国战略》、泰勒的《音调不协调的号角》。然而，"新思维"给父亲带来如何的影响，我也许永远不得而知了。

当革命之"水至清"的局面，在我朦朦笃笃阅读《厌恶》被搅混以后，大悲剧的序幕正在拉开。从1966年7月份中宣部副部长父亲的顶头上司姚溱自杀以后，父亲的精神已开始变做游魂。他寝食不安，茫然四顾。记得家中常没人照顾他。母亲远在宁夏"四清"未归。小妹本来给他从食堂买饭，以后为"划清界限"也拒绝买饭了。父亲终日失眠，在屋里不断踱步，苦思以虑。1966年8月6日午，暑雨如缕。父亲给我留下一摞薪水，忽对我说，"凄风苦雨啊。。。。。。"我自然不解其颐，因为未成年。他何以把工资给我！（保姆自然已被遣走。）以后，至黄昏，事情终于发生了。父亲从中宣部国际处他的办公室坠楼而下，撒手人寰。几天后，母亲从宁夏归。陡回家中，她一进门便问，"爸爸呢！"母亲那双眼睛的光，对我们而言，是永恒的！

虽然关于父亲"自杀"或"他杀"是一个谜，何况又是在康生手下工作……但是，理想之厦的倾覆，对他而言，已成铁案（更有不幸，妹妹识一高人云，父亲的亡魂未行超度，仍在大森林中游弋……）

也是二姑母信中，曾述爷爷在台北无疾而终的安详一幕。那时，爷爷向来早起在庭院中散步，继而促孙女《我表姐》上学。那天却未见人影，急去卧室探视，只见老人家安眠枕上，头略偏重，似有异样。呼唤把脉，全无反应了。当时枕被齐整，晨曦在照，满室祥和。那是1955年10月20日。谁能知晓。十年以后，他的惟一的儿子，排名老八的父亲，却在怎样一个"凄风苦雨中""应召天上去了"。

爷爷有诗词留下。是我在广州沙面大姑母宅中所见手迹。抄录如兹，供对中国海军史，继而对中国近代史有兴趣的人士欣赏-------

"梦里家山，病中岁月，一年容易中秋。暗影清云，嫦娥深锁琼楼。问天明月几时有？奈今宵，掩面遮羞。莫思量，世道茫茫，人事悠悠。

悲秋不尽骚人事，看西风萧瑟，总惹新愁。况属流亡，异乡风雨淹留。残躯未了终多幻，待年年，马角生头。最伤心，大嚼屠门，说返神州。"

父亲是不会知道爷爷的"终多幻"的心思的；爷爷当然也是不会知道他儿子"终多幻"的心思的。大幻象今归同一，梦已圆缺吧！但愿其父子能在地下相见，相谈，消弥误会，爷爷有一句话，叫做"如若我回大陆，我就没有儿子；如若我不回大陆，我就没有家"。悲从中来！绝望之至！

一个燕京大学的高材生，一届一名的司徒雷登奖学金获得者，《大公报》名记者，中国政府代表团的记者或顾问。诗豪兼酒豪，在大悲剧中以死而悟的理想主义者，我的父亲刘克林，离开我们已三十年了。关于他的故事和细节，对于我有时是云遮雾罩，有时是险象环生，也有时竟化为一张白纸。我苦恋于此的情结正在暗淡，消弥之中，事情总要过去的。但是，事情却从来也不曾过去。我对他的怀念与思念永远不会过去，因为，个中情景，因果，命运与宿命的思索，迄今了无答案。为了追寻这一答案，我们会永远思索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