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女，１９３２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1954级学生。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１９６０年又被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被加判死刑枪毙。她的家人没有收到死刑判决书，只被索取枪杀她的子弹费。
１９８０年，笔者第一次听到林昭的名字。那时候北京大学的学生有一个《未名湖》文学杂志。在最后一次编辑会上，谈到那时候北大老师辈的一些人刚开了一个会，纪念一个叫林昭的人，学生的时候成了“右派份子”，文革的时候被枪毙。她是当年的北大学生文学刊物《红楼》的编辑。
林昭曾是《红楼》编辑这一点，使得《未名湖》的主编不禁喊了一声，显然是由于太近的联想。红楼和未名湖都是北京大学里面的地方。作为学生文学刊物，《未名湖》没有能继续办，但是也没有重复《红楼》的经历。这里起了决定的作用的，是政治大环境和方向的改变。
关于林昭，她的同学、妹妹和她母亲的朋友，在文革后都撰文纪念。他们描写了林昭年轻，聪明，有诗才，追求真理，不屈服，有个性，遭遇了极悲惨的经历。他们的描述注重个人，而不是介绍个人悲剧的时代背景。
一方面，作为个人，林昭的确是与众不同的。另一方面，作为受难者，她的悲惨遭遇是和别的受难者一致的，因为这是最高领导人的大政策所导致的。
林昭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被划成“右派份子”。仅仅北京大学一所学校，有７１４人被划成了“右派份子”，其中５８９人是学生。（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当时的学生总人数是8983人。北京大学学生中的“右派份子”人数是百分之六点五。这些人和林昭一样经历了长期的迫害，有的甚至和林昭一样在文革中被处以死刑。毛泽东死亡两年之后，“右派份子”得到了所谓“改正”。
这样的多的“右派份子”人数，是来自上面制定的比例。在高层的内部的指令里，一定有有关说明，是现在还没有公开的。但是，从毛泽东死后公开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也可以发现这一点。
北京大学的学生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９日才开始贴出大字报“鸣放”。但是，早在5月15日，毛泽东就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只在共产党高级干部中间传阅。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阳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事情正在起变化”。）
毛泽东１９５７年７月９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右派只有极少数，像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中，就是划了百分之十的“右派份子）。
《红楼》的编辑中，有两个学生另外编辑了一个刊物《广场》。他们都是林昭的同学和朋友。实际上，《红楼》编辑部很快就开除了这两个编辑《广场》的人。《广场》成为很多“右派学生”的重要罪证，还被写入另一个大学的学生的判决书中。林昭对《广场》的接近和同情，是她成为“右派份子”的原因之一。
笔者为了写“顾文选”，需要寻找他在《广场》上的一篇文章，才发现原来《广场》仅仅油印过一期，一个仅仅一期的刊物，就给一批青年人造成了长期的灾难甚至死亡――“顾文选”在文革中像林昭一样被枪毙。为了寻找这份刊物，努力数年到处询问，依然一无所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都说没有。北京大学的“右派份子”们没有，非“右派份子”们也说没有。这简直让人感觉到一种卡夫卡式的荒诞，怀疑这份东西是否存在过。后来在法国巴黎找到了这份《广场》。这份刊物确实并没有反对共产党，只是批评了共产党的一些具体问题，而且，他们是在中共北大党委的号召之下发出了这些议论。
对“右派份子”的处理是逐渐实行的。在１９５７年夏天，他们还可以继续上课。但是到了年底，一批“右派份子”被逮捕判刑，其他人遭到不同等级的别的处罚。《广场》的主编被判刑８年。林昭的处罚是在图书馆劳动。她曾经自杀，没有死。
１９６２年，林昭在上海被判刑２０年。起因是１９６０年她在上海母亲家中养病，在图书馆认识了兰州大学的“右派学生”。他们编了一个杂志叫《星火》，林昭写了诗在上面。他们油印了几十份，还没有传播，就在甘肃被逮捕，《星火》也就被公安局没收。林昭在上海被逮捕。在甘肃的学生也被逮捕并判了重刑。
在“纪念园”的“张东荪”里可以看到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大学生，与几个中学同学一起传阅自己的诗文，随口称他们的团体叫做Ｘ社，就被公安局逮捕，被“劳动教养”三年。Ｘ社成员中有共产党高干子弟，尚且如此，林昭原来已经是“右派份子”，被判处２０年徒刑，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严厉镇压的恐怖结构，在那时候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并且有条不紊地工作着。
林昭的妹妹说，林昭曾经住过上海精神病院。著名精神病专家栗宗华诊断她精神不正常。文革中栗宗华被指控为借精神病之名包庇“反革命份子”。实际上，人们描述的林昭在监狱中的一些表现，有明显的精神病症状。
李梧龄先生（《泣血年华》一书作者）在林昭死后被关进了同一监狱。他帮助笔者访问了一位曾经和林昭同时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人。那位受访者也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1966年再升级为“反革命”进了监狱。他在监狱中当过“事务犯”，知道人进去时填的表格，知道较多情况。他说，林昭在三号监狱五层关过。三号监狱是男监狱。因为林昭受迫害精神失控制，在女监时时大声呼喊，就把她关到男监。当时三号监狱人少，五层没有人，因为这是个出入中队，一般一批犯人关进来以后，不久就被送到外地劳改农场，流动过程中就会有空房。林昭在楼上大声叫喊，被戴上了“孙悟空帽”，就出不了声了。“孙悟空帽”是一个橡胶头套，只露眼睛和鼻子。他被派上楼送东西的时候，看到过林昭。林昭被那个套子憋得双眼通红。林昭是在监狱中开大会宣判死刑后立即执行枪决的。宣判死刑时她站在台上不能出声，很可能是像张志新一样被作了处理。他当时听说林昭被枪决的地点是在大礼堂后面的小院子里。
１９６８年４月林昭在监狱中被判处死刑，于４月２９日被处死。这个判决实际上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非法和残忍。第一，是否可以为一个人说的一些话，触犯了权力当局，就可以处以死刑。第二，是否可以对一个精神病人的言论作处罚。
实际上，在林昭被判处死刑的同一天，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陆洪恩也被判处死刑。他的情况和林昭有某种相近。他也是文革前曾经入精神病院的人，文革中把他说的话都算做“反革命言论”并且判处他死刑。
文革的领导者们这样残酷地镇压和杀害对他们有非议的人，哪怕是精神病人也不放过。杀鸡儆猴，他们在文革的全过程中成功地控制了所有的人，这种威慑甚至一直延伸进今天。
林昭的部分老师和同学为她在苏州建立了一个纪念碑。林昭的名字，不但意味着一个曾经存在的美丽生命，更要人们再思考历史和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