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申

大申哥哥在我印象中，永远是16岁的样子，虽然后来我也见过他。他的妹妹李小青，是我小学里很要好的朋友，长长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很善良朴实的模样。大申和小青长得很象。他们家是山东人。小脚的奶奶和他们住在一起，爸爸妈妈都是一般职员，一个普通人家。对小学生来说，我们两家住得挺远。我去他们家玩过几次。但都在白天，没遇到他哥哥。印象最深的，是65年暑假，我们在等中学录取通知，我在一个晚上去小青家玩，那天他们全家都在。我脑子里永远留下这样的景象：在温和的黄色灯光下，他的爸爸妈妈在各自看书看报，奶奶在做针线，我和大申哥哥下象棋，小青和弟弟在一边看我们下棋。现在想起来，都有心碎的感觉！仅仅一年，这个家就全毁了。

文革刚开始不久，小青的爸爸在单位出事，抄了家。不知他在单位到底遭遇了什么，就撞火车自杀了。小青已经在上北郊中学，她很喜欢自己的哥哥，一直跟我说，要考哥哥上的学校。这时候，他们一个是初一，一个是高一。他们这条弄堂里，住了我们班至少六个同学。所以，有同学突然告诉我，大申因为对父亲的死亡想不通，给中央文革写信，提出搞文革的方式是错误的，所以，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抓起来了（大致是在66年底或67年）。不久被判了八年徒刑。

69年，小青去了吉林插队，她母亲被单位以支援“小三线”的名义送往南京附近的梅山，就带着小青的弟弟去了。家里只剩奶奶一个人。小青的奶奶说是地主，从66年开始一直迈着一双小脚，天天惩罚性扫街。

75年春天，我由于“李庆霖给毛写信”事件后的新政策，以“独留”身份，从插队的农村迁回户口。分配在上海市欧阳街道的镜框生产组工作。三个月后，有政策规定，我们这批“独留”、“独苗”，可以进一步分配工作。那是1975年的7月。就在我离开前不久，一天，大组长开会宣布，要来一名新工人，是“刑满释放分子”，照例有“提高警惕”之类的关照。几天后，我惊讶地发现，来的是大申！他当然“老”多了。可是，还是那样一双温和的大眼睛。当时我们生产组已经有了冲床车间。我在里间用冲床将铝片冲成饭盒，大申在大家最不愿意做的油漆间（气味难闻，有毒），油漆镜框。上班的时间还不一样。我几天就离开那里了。我找了一个机会，去他工作的地方，对他说，我是小青的同学，我们一起下过象棋，你还记得吗？你好吗？他记得我，说他挺好。我清楚地记得，他穿着自己的旧衣服作工作服，衣服前面罩着长长的围单，上面都是各色油漆的印子。一边跟我说话，一边干活。我告诉他，我去别的地方工作了，还问了小青的情况。在众目睽睽之下，说不了什么更多的。在那几天里，我们虽不在一个车间，可是我也不觉得大家对他不好。

生产组以天计工资，一天七角人民币。大申和奶奶的生活想来很困难。后来，我听住在他们家对面的小学同学奇珍说，她在楼上，看到过大申在泔脚罐附近，捡人们扔下的菜皮回去。

我之后去了一个“大集体”单位。不久（我记不请日期），大概到新单位才一两个月。一天，我手指工伤，拿了病假单没上班。可是我打算利用那天去南京路书店。我们家在苏州河以北，南京路在河以南，有几道桥可以过去。我那天就选了乍浦路桥过河。河面不宽。我骑车，已经在下桥，突然听到一声响声。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发现身边前前后后的人，都往前冲。我马上下了车。前面是原曙光新闻电影院（后来的外贸会场），在七层楼的底层。只听见人们在说，跳楼了！有人跳楼了！

文革中上海跳楼自杀很普遍，这栋乍浦大楼也是自杀者经常去的地方，主要是66年。75年底自杀已经很少了。我自己是唯一的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现场离我只有二十米左右，我心里难过得要命，本能地逆着人流的方向往回走，再也没有上街的心情。出来的路上我去了一个朋友那里，我回到他家，他惊奇地问我，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告诉了他发生的事情。等心情平静一些，我回家了。

晚上，和大申是邻居的奇珍来我家，激动地对我说，今天大申从乍浦大楼的顶楼跳下，自杀身亡。我才知道，这是我和大申哥哥最后的一次相遇。她告诉我，油漆车间丢失油漆，生产组据他的“刑满释放分子”身份，怀疑并逼他承认偷窃，他拒不承认，最后，他跳了楼。他应该是26岁。

当时，各个单位年轻人拿单位里的东西回去做私活的很普遍，可是，我和奇珍都斩钉截铁地认为，大申绝不可能去拿。有的人就是再穷也不会去做，大申就是这样的人。

那是1975年底，一年后，文革就结束了。想起来，我就心里很疼痛，常常不敢去想。他已经熬过了多少事情。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他看到父亲惨死，奶奶被批斗，家里抄家，自己在学校当着妹妹的面被批斗被逮捕，在监狱里熬过了八年出来，只要再熬一年啊。

可是，大申就这么走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终于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安放对你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