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东,1912年生,浙江湖州人,清华大学水力系教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追查他自己和别人的历史问题,1968年9月20日在圆明园废墟上吊自杀身亡,时年56岁。

 

陈祖东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到美国、印度考察工程,抗战时期在贵州主持兵工厂,1949年时是上海龙华飞机场总工程师,1956年到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三级教授。

 

陈祖东在1968年9月自杀前向他的家人谈过他的绝望心情。在1966年,他已经成了所谓反动学术权威,遭到红卫兵的批判斗争。1968年7月底,毛泽东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接着把工宣队派到全国的每一个学校。工宣队到学校后,进一步加大了迫害的力度。以前还可以认为迫害是红卫兵学生暂时的胡打乱闹,现在毛泽东派来了工宣队全面掌管学校,陈祖东意识到文革这一套已经成为不会改变的新制度了。

 

陈祖东去世前,已经有三个月没有领到工资。这是对他作为牛鬼蛇神和审查对象的惩罚。他反复被审讯、斥责,被强迫交代他的历史问题。1949年国民党政府离开大陆的时候,他得到了离开上海的飞机票,没有使用,留在上海。但是他曾经集体填表参加过国民党,这在1968年的时候成为重要罪恶。

 

另外,给他很大压力还有,他不但被审讯追问他自己的历史问题,还被审讯追问别人的历史问题,他被强迫揭发他以前的同学同事在解放前即1949年共产党执政前的历史问题。陈祖东告诉他的家人,要他冤枉自己,还可以;要他作证说别人做了什么什么,他不能那样做。

 

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建立了大量的专案组,他们除了在本单位里面深掘细挖也就是通过审讯、隔离审查和斗争会等手段抓出所谓阶级敌人,还大量到外地外单位找和审查对象有关系和人调查,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外调。外调人员拿着自己单位的革命委员会的介绍性,找到要找的那个人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一起配合迫使那个人揭发和做旁证。陈祖东说的和外调人员打交道的情况,在当时是非常普遍和典型的。

 

文革之后,有的作者发表了文章和书,写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笔者曾经注意到:有些人在文中提到他们在文革中向上报告了别人的事情,像别人和自己的私人谈话内容等等,给那个人带来了麻烦甚至灾难,但是平平静静地写过去,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不对的事情。他们似乎觉得,他们检举的事情,本身是真的,不是他们编造的,他们检举了并没有什么不对。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文革时代,在恐怖的压力下和邀功请赏的心理下,作伪证的人都比比皆是,而且大量作伪证的人在文革后既没有受惩罚也没有受到道德谴责。这种情况下,有些作者也就觉得只要说的是真的,就没有什么错,也就在他们的文章中把这些事情无所谓地提过。他们不觉得告密是不道德的,所以也就把他们告密的事情不经意地写了出来。在这方面,文革造成的中国人道德水准方面的堕落,真的需要认真的思考和清理。

 

在这种背景下,陈祖东所说的痛苦,给了笔者非常深的印象。显然,在他看来,告密违反了他的道德准则,所以他对于要交代揭发别人的历史问题感到痛苦。他是个有道德观念的人。对一个保持了道德观念的像他这样的人来说,革命不但在身体和物质方面残酷打击了他,而且在良心方面摧残他。 

 

9月20日傍晚,陈祖东告诉妻子,学校里叫他去交代问题。这是以前有过的事情,他的妻子没有感觉特别。当时命令人去谈话,把人关起来不准回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人们必须承受甚至已经习惯了。陈祖东离开了家以后,一直没有回家。他的妻子开着灯等他,等了一夜。

 

第二天,学校的人来叫他的妻子去认尸体。家中别的三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他的妻子和一个女儿到了圆明园的一片树林里。陈祖东吊死在一棵树上。他们立刻认出他来。

 

陈祖东在外地的三个孩子都没有为他的死回家。当时还在北京的一个女儿不久后被分配到西北的农场。陈祖东的妻子原来是一个工厂的会计,那时已经病退。她去了在东北阿城的另一个女儿家。陈祖东就这样人亡家破。

陈祖东死亡后,清华大学的广播喇叭里有人发表讲话,说陈祖东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等等。这套残酷而恶毒的话并不是一个人的发明创造,当时那些受迫害而自尽的人们,都被这样声讨咒骂。

清华大学迫害知识分子的整套手段,被总结成文,作成中共中央文件,传达到全国,成为示范。无数人被这套经验害死。在清华大学,工宣队进校后整死了24个人。这里只收集到10个受难者的名字。其中和陈祖东在同一个系的有李丕济教授。19681129日,李丕济被关押在水利系的水力实验室中时,跳楼自杀。那是陈祖东死亡50天之后。李丕济比陈祖东年长一岁。

1978年,陈祖东得到平反。文革前,清华大学有108名教授,曾经被人开玩笑说好像《水浒传》里有101将。陈祖东就是这108将之一。陈祖东的家人听说,到1978年,这108人只死剩下40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