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荣

陈彦荣，男，1929年生，1966年时是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1966年8月27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和妻子刘万才一起抓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拷打。当天夜里陈彦荣被打死。死时37岁。他的妻子第二天被放回家，遍体鳞伤。“红旗”红卫兵把陈彦荣的尸体与另一同时被打死的人一起送火葬场烧掉，未留骨灰，但是要陈家付出28元钱火葬费。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组织“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也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彭小蒙和“红旗战斗小组”的热烈支持。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旗战斗小组”是一个和“红卫兵”类似的在1966年6月间出现的组织。在这封信之后，红卫兵组织在各学校迅速蔓延建立。同时，校园暴力首先在北大附中等校发生。大批教育工作者遭到毒打和侮辱。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此校红卫兵打死，成为北京学校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的第一个教育工作者。1968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庆祝文化大革命。(据后来参加组织游行集会的办事人员说，是几十万人而非一百万人，报纸多报了数字，显然是为了壮大声势。)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彭小蒙代表红卫兵讲话。这无疑是对正在发展的校园杀戮的极大的鼓励和推动。在8月18日接见大会后，红卫兵对和平人民的暴力迫害和杀害的规模急速升级，被打和打死的对象从教育工作者扩大到北京的普通市民。

1966年8月27日是星期六。傍晚的时候，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在家里包着饺子，等家人回来吃晚饭。陈彦荣是个普通工人，妻子是家庭妇女，他们有七个孩子。虽然长子已经参加工作，但最小的一对双胞胎才三岁，经济上不宽裕。只有周末才能买几毛钱肉包一顿饺子。因为猪肉贵而蔬菜便宜，他家的饺子馅儿也总是菜多肉少，但是他们总是吃得很香。陈家住着很小的两间平房，很挤。陈彦荣的儿子陈书祥，1963年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以后，没有升大学，留校当了初中的老师。参加工作后，他就从家里搬了出去，住在学校的单身者集体宿舍里。

那天下午，陈书祥肚子痛，去清华校医院看病。医院诊断是慢性阑尾炎。然后他从校医院回父母的家中。那时他还没有钱买一辆自行车，总是步行来往。走了半个来小时，六点左右，快到蓝旗营家门口的时候，看到自家门口围了好多人，有二三十个，都是穿绿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他们的邻居张俊英老太太站在门口，远远看到他过来，连连冲他摆手，使眼色，意思是叫他快快离开。但她没有说话。陈书祥明白过来以后，扭头就走。到了街角，他转过弯就跑了起来。他紧张得忘了肚子痛。他一口气跑到附近的一个当干部的亲戚家。把家中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亲戚，想讨个主意。亲戚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又跑到他工作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他向当时的“教师核心领导小组”的组长说了家中发生的情况。没有人能帮助他。陈书祥不知道家里正在发生什么。他只感到深深的恐怖。他预感到自己家要出大事了。

前一天，也就是8月26日的晚上，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负责人主持了一个大会“斗争”校长和老师。在五楼的大阶梯教室里，学校的老师和行政干部进来的时候，被分成了两组。一组是所谓“牛鬼蛇神”，他们被命令排成一排挨打。红卫兵除拳打脚踢之外，还用铜头皮带和用塑料跳绳象麻花一样拧成的鞭子，抽打“牛鬼蛇神＂。“斗争会”从7点一直开到12点多。“揭发”“控诉”和毒打交替进行，还穿插着大声高呼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等。到了后半夜，散会的时候，主持人宣布，明天，也就是8月27日，所有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一律下到班里去，那潜台词分明是到各个班上挨斗挨打。8月26日晚上被打得最严重的有清华大学主管附属中学事务的副教务长邢家鲤，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螯，共青团团委书记顾涵芬，物理教员刘树华等人。邢家鲤、万邦儒和韩家螯被严重打伤。顾涵芬被打得失去知觉，扔在自行车棚子里，她的在清华大学工作的丈夫来把她背回家去。顾涵芬的头发被剃去半边，即当时所谓“阴阳头”，她的一只眼睛被打得从此几乎完全失明。物理教员刘树华26岁，刚刚结婚不久。他以前曾经追求过别的一个女子，未成。但是他的有关故事却被学生写在大字报上，说他是“流氓”，还画了大幅的漫画羞辱他，在8月26日晚上，又在大庭广众前面毒打他。“斗争会”结束后，刘树华回到他和人合住的房间。他妻子不在北京工作，他结婚后仍住在清华的集体宿舍“明斋”。他回到房间里，又悄然离开。他到了清华大学锅炉房，爬上锅炉房的大烟囱，从烟囱顶上，往里面跳了下去。据看到尸体的人说，因为从很高的烟囱里面直直地落下，刘树华的两条大腿骨头几乎完全插入了他的身体，极其可怕。刘树华死的时候２６岁。他死的时候，妻子怀孕不久，家中还有瞎眼的老爹。后来他的妻子和瞎眼老爹多次到清华附中“上访”，无结果。刘树华比陈书祥早两年开始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教书。他的死给陈书祥心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但是他还没想到他自己的父亲紧接着遭到更可怕的死亡。

这天并不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第一次打人。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和韩家螯，从8月初起就不断被打，几次打得血流在地。也有一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剃了头发和挨打。这天掀起的是打人狂潮的新的一浪。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第一次红卫兵大集会之后，红卫兵从学校“杀向社会”，除了焚烧书籍毁坏文物外，还进行大规模“抄家”并打死人。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崇文区的杆栏市，一个以前的小业主李文波被抄家和殴打。据红卫兵当时宣称说，李文波用菜刀攻击了红卫兵，是“阶级敌人杀害红卫兵”。此事立刻传遍北京城。此事也立刻报告了文革领导人。查当年的“首长讲话”记录，周恩来总理在几次讲话中提到李文波事件，强调要注意保护红卫兵。文革后，据有的知情者说，李文波根本没有动手刀砍红卫兵，只是曾要求红卫兵让他的妻子上厕所。在当时，这一事件不但导致了李文波夫妇和杆栏市地区大批市民被打死，而且，成为在全北京掀起更狂暴的打人高潮的借口。“血债要用血来还”成为红卫兵新的暴力行动的口号。这一事件后的第二天，8月26日，白天，清华附中红卫兵打了一批“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其中有的学生差一点被打死。 晚上，又召开“斗争会”，直接导致了刘树华老师的死亡。第三天，8月27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抄了陈彦荣的家，并把他和妻子刘万才一起抓走。

天色全黑以后，陈书祥又回到蓝旗营家中。这时红卫兵已经离去。他进了家一看，父母都没了。他的最大的弟弟12岁，也被打了。最小的一对双胞胎妹妹才３岁，都还没有吃晚饭。他们的家被抄了，所有的东西都被翻得乱七八糟。墙上黏着一些还没有煮的菜肉馅饺子，是他母亲准备的周末的晚饭。抄家的红卫兵把生饺子摔在墙上地下，残破饺子东一个，西一个。红卫兵要陈家交出“变天账”和“地契”，陈家拿不出来。红卫兵仔细搜查了一通，也没有找到，就把陈彦荣和妻子刘万才一起带走。陈彦荣的子女们不知道红卫兵把他们的父母抓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红卫兵会对他们的父母作什么。但是从连日来的暴力行为，他们知道巨大的灾祸已经降临在他们头上了。他们度过了一个恐惧的夜晚。

第二天，他们的母亲刘万才被放回来了。母亲遍体鳞伤。母亲进家门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红卫兵让送２８块火葬费。他们的父亲陈彦荣已经被打死了。他的尸体需要焚烧。

在８月２６日来他们家抄家的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这些人来到陈家的时候，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在家，陈彦荣还没有下班。他们要刘万才拿出金条和手枪，刘拿不出来，他们就把刘打了一顿。六点左右他的大儿子陈书祥回到家门口又逃开的时候，陈彦荣也还没有回来。陈彦荣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也有好心的邻居朝他摆手，要他躲开。可是陈彦荣没有反应过来，他要进家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情。进门以后，红卫兵就要捆他。他见情况不对，就往外跑。 红卫兵在后面追。陈彦荣跑进旁边的院子里，就被抓住了。他先在他自己家里被打了一通。他的１2岁的儿子陈树刚也被打了。接著，“红旗战斗小组”的人叫来一辆卡车，把陈彦荣和其妻子拉到清华园中学。他们俩被绑在暖气管子上，用皮带和铁条抽打。那时，清华园中学的校长项凯，也被关在一个厕所里多日，被打得死去活来。陈和刘在清华园中学被打了一段时间，又被拖上一辆卡车拉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内。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是文革中北京最早开始殴打老师和同学的学校。1966年7月底，领导学校文革的“工作组”被撤，江青和毛泽东大力支持的＂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掌管了学校。他们首先毒打了副校长刘美德。他们剪掉她的头发，往她嘴里塞污秽物。刘美德当时怀孕。有一次记者来访，红卫兵强迫刘跪在一张桌子上，由一人站在后面把脚踏在她背上，以充份体现毛泽东说的把敌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摆好架式照了相后，又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刘美德的孩子出生后很快死亡。他们把几十个老师职员打入“劳改队”，折磨殴打。他们让图书馆管理员李洁跪在一个抽屉里，动弹不得，用火钩子打她。李洁后来被打死。当时北大附中有25个老师和干部职员被打入“劳改队”中，每日受到折磨和侮辱。当时去过北大附中的一位北京大学学生说，那时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使他们这些去“革命串连”的人都感到毛骨悚然。因为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大刑讯场”，很多教室里都在打人，不断听到被打者的惨叫声。有一个红卫兵(名字不提)，鞋子上沾着血，腰间的铜扣皮带上也沾满血，高声大气地说，他的皮带“吃荤不吃素”。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也是臭名昭著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制造地。这个对联流传全国，伤害了无数青年人。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诅咒为“混蛋”，被红卫兵殴打或侮辱。比如，高中部的一个学生朱同，父亲在1957年划成“右派分子”，他因此被关在一间地上有水的房间里供“示众”，其他学生象看笼子里的动物一样去观看。朱同被打成重伤，不能走路，后来是爬回家去的。初中一年级的一个女学生万红，站在一个凳子上被“斗争”，实际上是一边被骂一边被铜头皮带打。然后有红卫兵把她脚下的凳子一脚踢开，她从凳子上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

陈彦荣和刘万才被押到北大附中以后，在那里，他们又被绑起来，继续被打。他们被拳打脚踢，还被用木棒和铜头的军用皮带抽打。“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一边打，一边问：“你是不是地主？”“你是不是富农？”“你有没有罪？”“你该不该死？”

陈彦荣和他的妻子，被从大概9点钟的时候一直打到半夜。后半夜一点左右的时候，陈彦荣死了。快咽气的时候，他跟妻子说“我要喝水。”妻子向看守的红卫兵要水。没有给水。然后，不久，37岁的陈彦荣就死在了妻子面前。那天晚上，跟他们在一起被毒打的，还有一个比他们年纪大的女人。他们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也被打死了。

陈彦荣的妻子被放回家的时候，“红旗战斗小组”的人对她说：“你回家拿28块钱来。”当时的火葬价格是28元钱。1966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学里曾经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吗？”这28块就是指的火葬费。打人的人这样说，觉得很得意，以为表现了他们打人的无限权力和对被打死的人的轻蔑。

28块钱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陈彦荣家里拿不出28元钱。陈彦荣是被红卫兵打死的人，就是同情他们愿意借钱给他们的人也不能不心存疑虑。大儿子陈书祥到学校去东借西借，凑全了这笔钱。他想把这钱送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把父亲的尸体送去火葬场。

北大附中红旗（红卫兵）
我校陈书祥到你校接洽其父事（已死），请让他取回尸体，按政策给以适 当处理。
此致
敬礼
清华附中红卫兵
1966，8，28

在手写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字样下，还盖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茶杯口大的圆形图章。

据北大附中校内的目击者，一位老师，说，曾经看到有死尸丢在校内空地上，红卫兵骑着摩托车(抄家抄来的)从死尸上碾过来碾过去。不知道那是否是陈彦荣的身体。陈彦荣被火化了。他的骨灰被丢掉了。留下来的是这张未被使用的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给北大附中红旗（红卫兵）的证明信。因为他那天没有进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去，所以没有交掉这张证明信。后来，他把这张东西保存了起来。

这张领尸体的证明信写在一张有三个小洞的活页纸上。当时红卫兵还没有专用信笺，但是他们已经有了图章。茶杯口大的红色圆印子赫然于纸上。这种圆形图章一直是共产党或者政府行政机构所用，通常被称为“公章”，代表权力。所以当时流行的说法，也把“掌握权力”称为“掌握印把子”。

这一未被使用的“证明信”从一个角度表明了那个时代发生的事件和社会风貌：(1)在红卫兵运动的产生地的暴力迫害程度。(2)红卫兵组织执掌行政大权的情况。他们的权力不但超过了他们取代的原先的学校领导，而且具有在文明社会中从来没有人有过的杀人大权。他们打死一个人，既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也不需要经过任何批准。打死人以后，他们没有觉得惊慌震动，更没有觉得有愧。北大附中的红卫兵处理了死尸，还不忘找到陈家要家属付出28块钱的火葬费用。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出处理死尸的“证明信”，印上红卫兵的图章，一付处理一桩例行公事的样子。从行文口气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把打死一个人当作什么严重的事情。有人被打死了，对他们好象是很普通事情。

对于1966年夏天，至今没有过一个细致如实的描写，以致造成了种种关于文革的误解，甚至对那些试图批评谴责文革的人。比如，有一种看法是文革发生的是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的影响所致。其实，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并不如1966年夏天那样杀人。我们知道著名的包公的故事。因为他是著名的清官，皇帝特别赐予他虎头铡刀，可以自行决定对人处以死刑。包公用此铡刀，杀死了犯罪的皇帝的女婿陈世美。但是很清楚，包公是特别的人物才有此特别的权力，而不是别的官员都可如此。高官的儿子女儿也没有这样的杀人权。可以说古代有大量枉法的事情，产生了大量的冤案，古代的法律不合理，古代的法律程序也不合理，但是古代还是有一个法律程序。杀人判刑，要经过法律程序，否则就是土匪强盗或者罪犯的行为了。文革中中国共产党开除刘少奇党籍，制造伪证甚至逼死证人，在相当程度上倒可以和古代的冤狱相比。至少文革的领导人对刘少奇还认为需要一些伪证，所以他们还成立了“专案组”，费心制造了一批伪证。可是北京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打死的几千个老百姓，都象陈彦荣这样，没有经过任何一点法律程序，不用提供罪名和罪证，也不由刽子手行刑，就由一夥红卫兵随意打死。北京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这种做法的野蛮和残忍，是前所未有的。

陈彦荣被打死了。他家人没有了主要生活来源。他的大儿子当中学老师，当时每个月的工资是３７元。要负担母亲和六个弟弟妹妹的生活，单靠３７元工资十分艰难。当时也非常难找到赚钱的方法。那个时代的统治者耗费国家的无数财力物力搞文革，普通人用自己的劳动赚钱糊口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坏东西。陈彦荣的孩子们想尽了办法挣钱过日子。他们到荒地上打草，晒乾后卖给牛奶场。他们养兔子，卖给收购站。他们也拣大字报纸卖。当时国家无限提供写大字报的纸张笔墨浆糊。单位里和大街上都一批接一批地贴出了无数大字报和大标语。这样不知用掉了多少纸张。旧大字报可以当废纸卖给废品收购站，三分钱一公斤。撕大字报是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抓起来的。当时一些穷孩子就守在贴大字报的那些地方，有人来贴新大字报需要覆盖旧大字报的时候，他们就一涌而上，把旧大字报先撕下取走。1966年底，在北京的冬天的严寒中，有一批这样的拣大字报纸的孩子们。他们穿着不太暖和也不太乾净的衣服，拖着大筐子，在街上奔走，脸蛋和双手冻得通红。这些孩子中就有陈彦荣的孩子。据清华附中的一个红卫兵的文章说，他曾在北京团城上写过八张纸(整张纸，一般的书本只是这样一张纸的32分之一)一个字的大标语。有些人后来甚至还写诗赞美他们所写的标语字体之大，如文革时代最红的“革命诗歌”《理想之歌》中就如是写。这些人以写大字报为壮举，把浪费纸墨当作“革命豪情”洋溢的表现。但是对这些拣大字报纸的孩子们来说，那个“革命”从来就毫无浪漫色彩可言。

陈家的人在陈彦荣被打死以后，给中共北京市委等写信呼冤。陈彦荣家人的申诉信，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回音。六年以后，陈彦荣的孩子长大要分配工作。当时年轻人的工作分配主要取决于家庭出身，所以陈书祥及其弟妹后来转而要求为被打死的父亲做个＂结论＂。没有“结论”，陈彦荣的子女就不能分配工作。他们的父亲不是犯了死罪的罪犯。他们的父亲被打死了，不能要求追查凶手，却还得乞求给他作个“结论”。事实上，到了九十年代，还有一些当年的红卫兵，在不能掩盖他们打死平民百姓的事情的时候，就转而分辨说他们当时打死的人是“坏人”，拒绝认错。

陈家所住的蓝旗营，属中关村街道办事处管辖。他们作了外调，发现陈彦荣从小就在北京做工，先在清华大学和北京钢铁学院做过校工，1965年进了中科院当工人。陈彦荣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的老校工，在1917年就开始为清华工作，1958年退休。他的老家在北京大兴县。他在清华做工的时候，他的妻子留在乡下。他把在清华大学赚的工钱攒起来，在乡下老家买了一点地。五十年代初“土改”的时候，他的妻子，也就是陈彦荣的母亲，被划成＂富农成份＂，但未被戴上富农帽子，。不算“富农份子”。这就是北大附中红卫兵来抄陈家的“理由”。1973年，陈彦荣被打死七年之后，中关村街道办事处给陈彦荣做了“结论”。，陈彦荣被确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他的死被定为“误伤致死”。当时，这种＂结论＂甚至没有给家属一个副本，所以现在无法抄录出来。但是，能够这样，当时家属们也就感到十分庆幸了。因为陈彦荣的“结论”的说法分明包含着当时当局坚持打死别的人并不错。他们被打死，就是应该的。他们死了，还是“万恶不赦”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家属受到株连，失去城市户口，失去住房，失去上学和就业的可能。虽然事实上在被打死的数千人中，没有一个人被判过死刑，甚至没有被判过任何罪。

1973年，文革领导人开展了一个“反回潮”运动，专门打击任何对文革的批评和不满。陈彦荣的大儿子陈书祥因为说过“我父亲死得冤”，在清华附中的会上被点名道姓地批判，说他“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有杀父之仇。”在当时，“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文革的逻辑是，哪怕按照文革时代的规则父亲被杀错了，儿子感到委屈也是“罪”。紧接着，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又开始了。孔子的关于“仁”的思想遭到最厉害的攻击，这实际上为文革中杀死陈彦荣和无数受难者的残酷行动再次制造理论依据。

1976年，毛泽东死去。在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并继而否定文革之后，1979年，中关村街道办事处又给陈彦荣做了一次“结论”。这个结论是寄给各个子女的工作单位的。这时，政工部门的工作方式也有了改变，除了寄给工作单位之外，也给了子女们一个副本。此信如下：

现将结论寄给你们，请将原先结论及有关材料予以销毁。

中关村街道办事处
政治组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其中提到的“第一个结论”，就是上面提到的现在无法看到的那一个。

一个月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共产党支部发出了下列决定：

关于陈彦荣同志抚恤金和生活困难补助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由北大附中红卫兵将陈彦荣同志拉到学校，被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迫害致死。(注：这个句子在语法结构上有问题，也没有准确写出事实。但是原文如此。“被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迫害致死”，是当时所有的平反书上的公式性的套话。红卫兵是毛泽东直接支持的。十分明显的是，这是因为避讳谈及毛泽东以及红卫兵的责任而只好采用这样的含糊的甚至不通的说法。文革的问题只准归责任于林彪和“四人帮”，而不准涉及毛泽东以及1966年的红卫兵。）

关于陈彦荣同志被迫害之死的政治结论由中关村街道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已做。

陈彦荣同志不幸去世之后，爱人体弱多病，家有七个孩子，当时只有一人参加工作，现有四人参加工作，有一人待分配，二人上初中。鉴于上述实际困难，经党支委会讨论，由北大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批准，再给陈彦荣同志的家属生活困难补助1080元，共2500元，两次付清。

北大附中党支部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加盖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支部委员会圆形图章）

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在1966年8月27日那天也被打成重伤，身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疤。1979年她拿到那些钱的时候，说：“我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呀。”然后，她大哭，说：“我要钱干什么？我要人哪。”

付给这后一笔钱的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支部委员会。这个支部委员会的成员在陈彦荣被打死的时候，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并不掌管学校，其中有的成员自己也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严重打伤。

至于这2，500元钱从哪里来，是另一个需要想想的问题。这钱当然来自工作的人们。普通的人民辛苦工作，有的受到伤害，有的人甚至被迫害致死如陈彦荣，其他人即使没被打或者没被打死，最后还要分摊这样的一笔开支。

陈彦荣的死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1966年8月27日，陈彦荣被打死的那一天，据一份“内部”的统计，北京有228人被打死。这还不是打死人最多的一天。1966年８月下旬，北京每天有数百人被活活打死，再加上大量被打被侮辱后自杀的人，比如，作家老舍就是在8月23日被“斗争”和毒打后于8月24日自杀身死的，北京城猛然增加了大量的死亡人数，以致北京的火葬场的焚尸炉供不应求，烧不过来，出现了火葬也要排长队等候的情景。由于对被打死的人的高度蔑视，红卫兵不准火葬场保存个人的骨灰，有的家属出于恐惧也不敢要求保存骨灰。另外，从技术条件方面说，火葬场也难以作到。从一些红卫兵的打人场所送来了大批死尸，有的是由卡车运来的，有的是由平板三轮车运来的，一车很多尸体，没有姓名标记。大量尸体堆积在火葬场里。火葬场加速焚烧，不能也没有打算给各个人留下骨灰。当时正是八月炎夏，气温很高。火葬场放了大量冰块镇在待烧的尸体堆上。平常火葬场焚烧的尸体，都是身体乾净服装整齐的。

让死者乾净整齐地离开人世间，文明社会的人们已经这样作了数千年了。但是这些人被从打死的现场直接送到了火葬场，加上他们是被打死的，尸体上有大量的血，所以尸体堆上冰水和血混合流淌，气味极其可怕。目击者说，惨不忍赌，恐怖至极。

1966年8月29日，陈彦荣被打死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一篇社论，通栏大标题是“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社论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的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始终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社论还说：“红卫兵的行动，真是好得很！”“英雄的红卫兵万岁！”这样狂热的鼓励，加上煽情而模糊不清的对攻击对象的定义如“寄生虫”“吸血鬼”“变天账”等等，日接一日，越来越多的人象陈彦荣一样，祸从天降，被活活打死。

在1966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了一份文件，标题是“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报告了在当时刚刚过去的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的”破四旧中的“战斗成果”，其中有被没收的私人房屋，有抄家搜来的黄金白银和现款，以及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1，772人。关于这1，772个受难者，只有数字，没有人名。作为文革的战利品，这些人和被没收的金银和钱列在一起，他们的姓名当然不被认为有必要写出。这个文件也未“传达”给普通人。

十三年以后，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先已经死去的跟“四人帮”一夥的谢富治也在《北京日报》上被点名批判。谢富治曾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在关于谢的长达近万字的文章里，提到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文章只是简单地提到这一数字，没有说他们是谁，没有说出任何名字，也没有说他们是被谁打死的。另外，文章也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陈彦荣是否被计入这1，772个无名的受难者中，无从知道。那一时期，报纸杂志发表了一批文章，是关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而在那时被平了反的人们的。但是这些文章所写到的人，只限于非常高级的干部和一些著名人士。即使对他们，也限于写他们生前的种种美德，很少写到他们是怎么死的。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运动高潮时被打死的人，都是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和普通的老百姓。他们被打死的时候，没有任何可能表示丝毫的抗议。在文革后，他们中有些人的家属得到了一些钱。因为陈彦荣子女幼小等原因，陈家得到的钱比较多，有2，500块。但是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组群，他们没有机会被媒体提到。他们的家属也没有可能向社会说出他们的冤情。他们始终是无声无息的受难者。

1966年的8月，被红卫兵自豪地称为“红八月”，写入他们的文章和诗歌中。红卫兵在所谓的“红八月”的主要活动，除了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和焚烧书籍毁坏文物之外，就是抄家打人，制造了北京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种杀戮。但是这些杀戮在当时和在文革后，都从未被报告。在80年代和90年代出版的三部大型文革史和两本关于红卫兵的几百页的专书中，都没有写出1966年8月的血腥杀戮。几千个被活活打死的人，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组群，一次又一次被忽略不计。文革的大图景也因此被歪曲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有一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当年的红卫兵向陈家人表示道歉。是这些人忘记了，还是隐瞒着？或者，他们从来不认为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人的生命在他们那儿不值一提？文革以后，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头头之一彭小蒙，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诉说她自己在文革中受了迫害。在文革的第一年，她是毛泽东和江青亲自表扬过的人，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过话，红极一时。后来，残酷的“革命”继续扩大打击目标，把她和她的父母那样的高级干部也当作了攻击对象，也是事实。但是，她绝口不提她掌权时她的“红旗战斗小组”在北大附中校园里所作的杀戮，也一字未提，他们对学校老师和同学的毒打，更没有表示道歉和悔过。

陈家的两个兄弟分别说起三十年前父亲的死，都异口同声地埋怨他们自己，后悔自己当时没能及时想出办法来。他们设想，当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的父亲还没有下班回到家中，他们想如果他们机智一点，就会想办法在半路上迎到父亲，不让他回家。如果能这样，他就不会被打死了。他们说，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的父亲教育程度低，脾气不好，不善说话，落到红卫兵手里一定没好。三十年来他们常常想这个。他们责怪自己不够聪明，反应不够快，没有能保护自己的父亲。他们深感内疚，觉得他们对不起父亲。但是，谁会想到像他们的父亲这样的一个普通市民，就这样会被红卫兵从家里捉走打死呢？除了文革的领导人和打手，谁能想到这样残酷的结果呢？他们自责。因为他们是儿子，并有正常人的感情心态。他们不是那种冷血动物。他们会如此抱憾一辈子。

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和其丈夫一起被抓走并被打。她说，那天晚上和她丈夫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人，是一个老年女人。她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据说，“文革”结束之后，没有人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为那个老年女人“落实党的政策”(这是当时所用的语言，意思之一在于强调这是共产党为受害者作了好事，而不可以是受害者通过法律程序申诉的结果)。所以，这个人的名字都未留下来。没有人来为她申冤。也许，这是因为她已经没有任何亲属朋友存活在世，或者，她的亲友已经觉得＂落实政策＂对死了二十年的她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不必进行。那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２7日，她和陈彦荣一起被打死，然后又一起被送去火葬场烧掉了。从那时起，她的肉体与名字，都永远地消失了。比陈彦荣更甚，她是一个无声无息而且无名的受难者。

几千人和陈彦荣一样成为无声无息的受难者，但是，对他们的杀害是公开地甚至大张旗鼓地进行的。1966年8月下旬，北京的很多胡同口都有被打死的人的尸体运出来。大多数老百姓虽然不一定知道死者的名字和故事，但是都目睹或者听说了他们的死亡。这些死亡对普通人当然造成了巨大的恐怖。并且，不知道死者的名字和“罪状”实际上更增加了恐怖的威摄力。为了不被打死，为了逃避相当随意的处死，人们不敢说，不敢做，最后甚至不敢想。回顾文革，无数人被折磨，被虐待。是他们喜欢被这样对待吗？显然不是。但是没有人反抗。十亿人，在文革后能找到的反抗过文革的人，廖若晨星。毛泽东部署的每个步骤，都很顺利地进行。有人用人民的“愚昧”来解释，有人用群众的“理想主义”来解释。实际上，经历过文革的人不必羞于承认，是对被打死和被打的可能的畏惧，使得无人能站出来抗议。 指向清楚但是又有相当随意性的暴力迫害，这是对文革众口一词人人从命的现象延续十余年的主要原因。

几千人被打死也是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清理城市的计划的一部份。几千可能的“牛鬼蛇神”被彻底清除了。还有，就在陈彦荣被打死的同时和之后，根据“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通令”，北京市九个城区近郊区有十万居民被驱逐出北京。这些人占了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二。这些人被注销户口扫地出门，去农村地区。他们被强迫从北京的永定门火车站离开北京。他们只被允许带走每人一个锅一个碗和极少量的衣物。他们中有的人在火车站又被守在那里的红卫兵毒打甚至被打死。他们中有的人在火车上被打死。也有的人被送到农村后再遭“斗争”而自杀。这十万人后来的遭遇十分悲惨。但是在当时，只能在被打死和被驱逐之间选择，他们只好毫无反抗地离开了。是陈彦荣们的生命和血，使得这场大规模的清洗未遭反抗，就顺利完成了。文革的领导者们从中大大肯定了他们自己的无边的威摄力量。

也就在陈彦荣被打死的时期，北京砸毁焚烧了无数文物和书籍。当人命都不能保障的时候，没有人会站出来保护文物。尽管这些文物和书籍对收藏者来说非常珍贵，人们不可能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书籍和文物。虽然北京是有三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但是扫荡书籍文物的红卫兵如他们自己所得意地描绘的是“所向披靡”“摧枯拉朽”，并不是北京人顿时改变了文化观念和欣赏趣味，是因为这一行动是与对人的杀戮同时进行的。

也就在陈彦荣被打死的时期，北京的全部私人房屋被没收了。有私人房产的人几乎都被抄家，包括那些家中有人是共产党员和解放军成员的家庭在内。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的人，有相当一部份是那些有私人房屋的人。实际上，北京的私有房屋，特别是那些较大的私有房屋，在50年代已经大量被没收。然后，1966年夏天，北京的所有房屋都不再是私人拥有的了。房产拥有者去政府办公室，排队交出他们的房产证。在生命和房产之间，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同时，除了失去所有权之外，他们还必须让别人搬进他们自住的房屋。任何可能的私人空间都被剥夺了。

如果站在文革领导者的立场来看，打死陈彦荣和其他的数千人，显然能造成巨大的恐怖，而巨大的恐怖必然有巨大的威摄力量，这使得文革领导者所要的建立的文革的权威，红卫兵的权威和毛择东的无上权威，未遭些微反抗，就顺利完成了。陈彦荣和其他同时期被打死的几千北京人的血，润滑了文革的红色巨轮向前推进。陈彦荣的死，是疯狂和混乱的残杀的结果，也是一场显然有计划的城市清洗和建立革命权威工程的牺牲品。

然而，即使是从文革领导者的立场来看，为他们的社会“革命”，打死陈彦荣是“需要”的吗？肯定不是，当时的情况，没收私人房产和个人手里的黄金和银子，用和平的手段而不用红卫兵杀戮的手段，也可以做得到。然而，文革的领导者们用了 这种“史无前例”的暴力杀戮，而且为此得意，为此欢呼。动用中学生红卫兵杀戮北京的和平居民，不能用社会改造的需要来解释，而只能理解为这是出于他们的特别的嗜好。这暴力杀戮本身就是他们的文革目标之一。破坏和迫害，给他们带来了愉悦。他们对此表现出来的欣喜和赞赏，他们那种满意的感觉，他们的得意的笑容和姿势，在拍摄于1966年8月9月的多部记录电影里，可以清楚地看到。